第20章 偷生(2)(1 / 2)
遇到好的天气,她不是带着招弟,便是瑞丰太太,偶尔的也带一两个她最宠爱的“姑娘”,到中山公园或北海去散散步,顺便展览她的头式和衣裳的新样子——有许多“新贵”的家眷都特意的等候着她,好模仿她的头发与衣服的式样。
赶到她宴请日本人的时候,她也无所不尽其极的把好的东西拿出来,使日本人不住的吸气。她要用北平文化中的精华,教日本人承认她的伟大。她不是汉奸,不是亡国奴,而是日本人在吃喝穿戴等等上的导师。日本人,正如同那些妓女,都是她的宝贝儿,她须给他们好的吃喝,好的娱乐。她是北平的皇后,而他们不过是些乡下孩子。
三
一晃儿已是五月节。小顺儿的妈得设法给大家筹备过节的东西。
小顺儿的小嘴给妈妈不少的难堪:“妈,过节穿新衣服吧?吃粽子吧?吃好东西吧?脑门上抹王字不抹呀?妈,你该上街买肉去啦!人家冠家买了多少多少肉,还有鱼呢!妈,冠家门口都贴上判儿啦,不信,你去看哪!”他的质问,句句像是对妈妈的谴责!
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他们应当享受,快活。但是,她又真找不来东西使他们高声的笑。她只好惭愧的说:“初五才用雄黄抹王字呢!别忙,我一定给你抹!”
“还得戴葫芦呢?”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儿,供女孩子们佩戴的。
“你臭小子,戴什么葫芦?”妈妈半笑半恼的说。
“给小妹戴呀!”小顺儿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实的。
妞子也不肯落后,“妈!妞妞戴!”
妈妈没办法,只好抽出点工夫,给妞子作一串儿“葫芦”。只缠得了一个小黄老虎,她就把线笸箩推开了。没有旁的过节的东西,只挂一串儿“葫芦”有什么意思呢?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来一斤猪肉和两束蒜薹。小顺儿虽不懂得分两,也看出那一块肉是多么不体面。“爷爷!就买来这么一小块块肉哇?”他笑着问。
爷爷没回答出什么来,在祁老人和自己的屋里打了个转儿,就搭讪着回了铺子。他非常的悲观,但是不愿对家里的人说出来。他的生意没有法子往下作,可是又关不了门。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报歇业,不管有没有生意。天佑知道,自从大小汉奸们都得了势以后,绸缎的生意稍微有了点转机。但是,他的铺子是以布匹为主,绸缎只是搭头儿;真正讲究穿的人并不来照顾他。专靠卖布匹吧,一般的人民与四郊的老百姓都因为物价的高涨,只顾了吃而顾不了穿,当然也不能来照顾他。再说,各地的战争使货物断绝了来源;他既没法添货,又不像那些大商号有存货可以居奇。他简直没有生意。他愿意歇业,而官厅根本不许呈报。
瑞宣的学校暑假后要裁减英文钟点。假若他的钟点真的被减去一半或多一半,他怎么活着呢?
他现在须托人找事情做,这使他很难过。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向来不肯托人情,拉关系。作了几年的事,他觉得助人而不求人的作风使他永远有朋友,永远受友人的尊敬。今天,他可是被迫的无可奈何,必须去向友人说好话了。侵略者的罪恶,他觉得,不仅是烧杀淫掠,而且也把一切人的脸皮都揭了走!
他要去见的,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人。那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他英文的一位英国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什么事,他总有他自己的意见,除非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他决不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看法。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时候,他会把脖子憋得紫里蒿青的,连连的摇头。而后,他请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还是不服气,但是对打胜了的敌人表示出敬重。
他极自傲,因为他是英国人。他的行为,气度,以至于一举一动,没有一点不是英国人的。他已经在北平住过三十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宜园外面!”
对北平的风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还要多一些。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写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终是“还差一点点!”可是在遗嘱上,他已写好——杰作《北平》的著者。
英国人的好处与坏处都与他们的守旧有很大的关系。富善先生,既是英国人,当然守旧。他不单替英国守旧,也愿意为北平保守一切旧的东西。当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时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鸟笼或手里揉着核桃的“遗民”,他就能和他一谈谈几个钟头。他,在这种时候,忘记了英国,忘记了莎士比亚,而只注意那个遗民,与遗民的鸟与核桃。
因此,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脱去大衫而穿上短衣,要使女子不再缠足,要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画眉与八哥。他以为这都是消灭与破坏那整套的文化,都该马上禁止。
当他初一来到北平,他便在使馆——就是丁约翰口中的英国府——作事。因为他喜爱北平,所以他想娶一个北平姑娘作太太。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你是外交官,你得留点神!”他不肯接受那个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须辞职——把官职辞掉,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的好梦”。不幸,那位小姐得了个暴病儿,死去。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可是他到底辞了职。辞职以后,他便在中国学校里教教书,或在外国商店里临时帮帮忙。他有本事,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简单,所以收入虽不多,而很够他自己花的。他租下来东南城角一个老宅院的一所小花园和三间房。他把三间房里的墙壁挂满了中国画,中国字,和五光十色的中国的小玩艺,还求一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了一块匾——“小琉璃厂”。院里,他养着几盆金鱼,几笼小鸟,和不少花草。
当英国大使馆迁往南京的时候,他又回了使馆作事。他要求大使把他留在北平。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像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瑞宣曾帮助他搜集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杰作的材料,也帮助他翻译些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与文章。虽然二人也时常的因意见不同而激烈的彼此驳辩,可是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而瑞宣又轻易不红脸,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受到损伤。在北平陷落的时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给瑞宣送来信。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侵袭罗马。信的末了,他告诉瑞宣:“有什么困难,都请找我来,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帮助你。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我学会了一点东方人怎样交友与相助!”
瑞宣回答了一封极客气的信,可是没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责难中国人。他想象得到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会责备中国人的不能保卫北平。
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的发一顿牢骚,使他难堪。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无论怎么说,吃老人的闲话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钱要好受的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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