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八章 草莽的时代(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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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然说出一句:“想不到非洲也有这么大的商机,那么穷的地方,王班长居然赚到了钱。”

妍子说:“你没跟他接触过,你不知道,比猴子还精的人,是什么样。”

小苏的老婆说到:“王总我还算了解,他只是不甘于平庸,喜欢折腾而已,当然聪明是肯定的。”

李茅问到:“庄哥,你最了解他了,你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温州的部分小工厂生产过剩时,王班长在非洲开辟出新的天地,他自称自己是非洲雄狮,倒让我联想到一个词:草莽英雄。

“他是个草莽英雄,我只能这样形容。原来在北京做手机生意好好的,全部丢掉到非洲去闯荡。去年,温州部分滞销的日用品,他拉到非洲赚钱了。光做中非贸易这块,他就赚了几千万,这才仅仅一两年时间,他又开始研究新的项目了。”

我看到妍子的眼色,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马上把话题移开:“反正,他就喜欢找新东西、新市场,做生意赚钱仅是他目的之一,换新花样找成就感,也许才是他最大的动力。”

小苏说到:“我是哪样赚钱我做哪样,他是什么?”

“他是哪样没做过,就试着做哪样。”

李茅说:“这是探索者啊,好奇心和行动力,几乎与科学家一样的品质。”我笑到:“你也把他说高了,其实,我们兄弟有的毛病,他一样不少,但他的这个优点,我们倒是都没他强。”

关于未来可能的合作伙伴,大家都有兴趣研究。小苏问到:“你陈班长不是也很优秀吗?他与陈班长比呢?”

“两种类型吧,陈班长优秀体现在稳重,他做事时的最大思维是:避免失败就是成功。而王班长做事时,想得最多的是:我试过了,我就算成功了。”

当他们还在回味我所说的话时,我解释到:“这也许与他们的性格有关。性格的形成,也许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陈班长长期处于生存压力之下,他是全家的唯一支撑,他失败不起。而王班长家庭条件较好,所以对失败的容忍度比较高,让他瞎折腾的爱好受到了保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没必要透露这两人的隐私,但可以拿现场的人打比方。“比如王班长就是妍子,开酒吧是爱好,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万一成功了呢?那是自我实现。小苏做生意就是陈班长了,不能失败,只能成功,所以就比较保守。以前是为钱所迫、现在是为情所困。”

大家听出我玩笑的意思了,都朝小苏和他老婆看,首先是李茅没忍住,也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然然显然不没从非洲的市场中走出来,冷静下来后继续重复了她的不理解:“为什么在非洲能赚那么多钱呢?是中国人现在变聪明了吗?”

她这种人,其家庭和成长经历,造就了她的思维方式。相信资本的力量,非洲没有资本;相信知识的力量,中国人能这么聪明?

“你凭什么认为非洲就赚不到钱呢?”李茅这个问题是反问,其实,他也有与然然一样的疑惑。

“中国跟非洲人打交道也有好几十年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是援助援建贴钱,怎么,现在,是中国变了?非洲变了?还逻辑变了?”

我一听,这是典型的逻辑思维习惯了,这三问就是对推理三段论每一段的怀疑。在三段论中,任何一部分为假,那么整个结论就为假。反之,当事实不符合原来的推理结论时,反过去检查整个推理的三个论段,肯定是至少某段出了问题。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思考的方式,如果没有经过大学培训的王班长在这里,他无法适应这种推理方式,当然他本人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大家都在想,当然最先想到的还是我,因为我最了解,也在经商第一线,最直观。

“从绝对意义上讲,然然所说的三个,都变了。这当然是个哲学判断,依据是运动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我们最重要的是寻找相对意义上的变化,依我的看法是: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变了。”

李茅这才反应过来:“对,庄哥说得对。当今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中国。我觉得,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从原来的政府间关系为主,转换为民间交往为主,这给了民营企业以机会。比如中国的改革,就是化整为零的战术。将大集体的农村土地化分为家庭小承包,将大工业的体系中允许乡镇企业或民间作坊作补充,将大商场划分为小柜台出租,现在全国最大的中外民间贸易市场义乌,卖的主要是小商品。化整为零游击战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强项,也是中国人的优势,当年日本人也没办法对付的。”

李茅虽然是理科生,但对军事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最喜欢在我这当过兵的人面前引用军事术语,这虽然幼稚,但可爱。

当然,理科生毕竟是理科生,他除了用比喻等不靠谱论证方法外,也少不了理论的严肃总结:“解放每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改革吧;解放所有地域和市场的束缚,这就是开放吧。”

搞得像个政治家似的,总爱发表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我岳父是这样,老一辈的人都有点这个倾向,跟谁学的?

当然,在然然面前,我得表示出对他的肯定,人家要结婚了,过几天的新郎官,也是官嘛。

“李茅说得有道理。每个人的创造力被解放后,总有些英雄杀在前面。”我的点评增加点感情色彩,这里毕竟是酒桌,况且还有感性的、水灵灵的女人们。

“我觉得,是差距引起的。”妍子平时不参与理论纠缠,但今天估计喝了点酒,兴奋起来了:“我也知道他在温州进货的东西,他是赚了钱。其实那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看来,都是比较低端的,虽然是合格品,但基本没有品牌,都是原来小工厂的杂牌子,这在中国是乡镇市场上卖的,还卖不出价。生产这类东西的厂家,我所知道的,在温州,也有些倒闭转产了,因为这东西过剩,在中国不赚钱。但是,这东西到非洲,就不同了,既然在中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在非洲就算是好东西了。据王班长家属讲,他的批发市场就在非洲的大城市。比如在非洲,用得起微波炉的,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但也架不住原来产品的价格高昂,原来的微波炉都是欧洲来的,价格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人家花钱也心疼。我们的货虽然不是品牌,但照样合格耐用,钱是人家的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人家不欢迎?所以,嫂子说,他们的货有时还没进港,批发商的预付款就打过来了。你们说,我们过剩的东西在非洲抢手,这是不是因为生产水平的差距造成的?”

从李茅的巨型宏观突然跳到妍子的具体微观,这种讨论充满张力,张力,让讨论有了生机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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