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1976年《鲁迅全集》编辑纪事郭豫适（1 / 2）

29 1976年《鲁迅全集》编辑纪事郭豫适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29 1976年《鲁迅全集》编辑纪事郭豫适

在中国当代史上，三十年前的1976年是极其特殊、非常关键的一年。Www.Pinwenba.Com 吧这一年，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去世；这一年，发生了导致伤亡数十万同胞生命的唐山大地震；但也就在这一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覆灭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对于经历过这些大悲大喜的过来人，这一年真正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这里我想记述的是那一年奉调赴京，在鲁迅编辑室（以下简称：鲁编室）参加《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一段往事。

1976年2月间，上海市委组织组派人来我校，告知校组织组：“文革”期间，**上海市委组织部和我校党委的组织部均称“组织组”。

周海婴同志写信给**，提出要整理出版鲁迅的著作和书信，**已批示同意，立即执行，为此国家出版局要借调你校郭豫适同志去北京参加工作。此事我后来才知道，当年从全国有关单位调集人员，并非全都很顺利，各人到京迟速不一，就我个人而言，正式到北京向出版局政治部报到，已经是11月初的时候了。

此事先得回顾一下。在1971年7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已经确定把重新编成并出版注释本《鲁迅全集》列为全国重点任务之一。这次会议文件是**批准的。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无法有效地进行。那时掌握文化和出版大权的姚文元就以种种借口，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拒绝批准为完成此项任务所呈送的请示报告。到了1975年10月，许多同志实在忍无可忍，周

海婴便在胡乔木等同志的支持下上书**。胡乔木对海婴的信稿提了一些意见，并高兴地对他说：“现在送去正好，**眼睛好一些了，能够自己看东西了；如今又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一定会及时转上去的。”还叮嘱“你把字写得稍大一点，工整一点。”海婴的信写成后，又交给胡乔木转呈**。三天后，即11月1日，**就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执行。”以上参见何启治、刘茵《播鲁迅精神之火》（《当代》1981年第5期），以及夏杏珍《排除障碍，支持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何启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年和我们借调去的同志同在鲁编室，是1981年版十六卷注释本《鲁迅全集》的责任编辑之一。他在长文《播鲁迅精神之火》里记述了许多人的事迹，唯独没有提及他自己的姓名。

但是，周海婴信中请求**指示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虽经**批示，实际上却仍未能“立即执行”。当时张春桥就跳出来，他把出版局、文物局有关负责人找去，叫嚷什么“有人说张、姚怎么样，张、姚没有错！”还阴阳怪气地说什么“最近忙得很，抓纲去了，你们这个是目。”姚文元还制造舆论，咒骂海婴的信“反映了旧的习惯势力的情绪”，“同黑线有关”。何启治、刘茵：《播鲁迅精神之火》。只是到了“四人帮”彻底覆灭之后，《鲁迅全集》注释本等各项工作才能真正有力地向前推进。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1976年《鲁迅全集》编辑纪事我76年到北京以前，关于《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整理出版的事，在上海就听到一些。比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周总理决定要送给他一套《鲁迅全集》，可是竟然难于找到，最后只得从鲁迅博物馆里取用1938年出版的那一套没有注释的本子赠送给尼克松。又听说1967年、1968年期间，**别有用心地指使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从文化部调走鲁迅全部书信手稿，一生费尽心血保护鲁迅这些遗产的许广平，害怕它们遭到失却、毁坏，心急如焚，只得写信报告周总理，请求追查。她由于极度忧急心脏病发作，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周总理闻此噩耗，赶到医院，接着又到了周家，当着那时也赶到周家的**、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当场批阅许广平的信，指出鲁迅书信手稿是国家珍贵文物，必须迅速追查。这时，指使戚本禹劫取鲁迅手稿的**，竟公然撒谎，佯装自己不知道此事，说要严厉追查、法办戚本禹，还说戚本禹如果不交待，“冲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可是后来这些手稿，恰恰就是从钓鱼台**的住处找到的。由此可见，围绕着鲁迅著作、书信的保藏和注释的问题，竟存在着如此尖锐、激烈的斗争。

“四人帮”为何这样害怕鲁迅著作和书信的手稿在群众中流传呢？为何害怕对鲁迅的著作和书信全都进行注释呢？为何害怕人们了解30年代文艺的真实状况呢？其实想来，这伙人有此心思是必然的。试问，如果一旦全国人民都知道当年那个被鲁迅斥为“假革命”的狄克就是张春桥，鲁迅《三月的租界》一文中的“狄克”，就是张春桥的化名。先是，鲁迅为田军（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序，肯定这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狄克却以高明的革命者自居，指责它“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中，更胡说鲁迅没有对田军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鲁迅的文章揭露了当年混入左翼文艺界的这个“狄克先生”所谓“好心”、所谓“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实质（参见十六卷注释本《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15、516页）。知道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就是鲁迅当年点明的“变节者”，鲁迅致姚克信中的“贵同宗”，就是指姚蓬子。姚曾参加中国**和“左联”，1933年在天津被捕，次年在南京叛变，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宣言》，出狱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特务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参见十六卷注释本《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12页）。知道今日这个“旗手”**就是30年代时那个并不光彩的蓝苹……那将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呢？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新的环境和条件使我充实了原有的一点认知，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的真面目，这伙阴谋家、野心家，表面上看似敬仰鲁迅，其实他们只是利用鲁迅，他们引用鲁迅的文章不过是攻击别人，保护自己，假装革命；其实他们的内心极其害怕鲁迅的文字，尤其是畏惧那些烛照他们这些丑类的文字。鲁迅的文章对于人间丑恶势力是匕首，也是照妖镜。

1976年11月初，我到国家出版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的时候，震惊中外、灾情极其惨重的唐山大地震尚未完全成为过去，京津地区还时不时会出现震情。当时鲁编室办公地点并不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而是单独设在虎坊路15号，记得当时鲁编室和中央电视台时政部两个单位合用一所相当大的院子。那时北京尚在警惕地监测、预防可能再来的地震余震，有些地方在户外还搭有防震棚，以便需要时人们可以从屋里移住进棚里。

我被安排住进大院子里的平房，北京当时住房很紧张，由于我是外地来的客人，优待我住单间，面积不大，室内家具则极简单，一床、一桌、一椅而已。但为了防地震，同志们帮我采取了一些措施，给我使用的是一张结实的铁床，床上铺了挡板，并且把它的四只脚设法升高，在床下的地上铺好席子、垫被，以便我随时可以不睡床铺睡地铺。万一出现震情，铁床可以抵挡屋顶墙壁震塌时的落物，使我得以避免伤害，真是照顾周到，令人感动。

记得住进去不久，有一天严文井同志来虎坊路15号，还特意走到我住处看望。文井同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人，这位眼睛大而有神、头发却已不多的长者跟我没有多谈，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您终于来了！好，好，欢迎欢迎。”严文井同志说“您终于来了”，显然他知道我未及时到京报到的事，但他对此丝毫没有批评我的意思。其实我本人也是后来方才知道，是1976年9月下旬北京举行**追悼会时，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同志，碰到上海去的朱××，催促他让我早点去北京报到的。但我因多种原因，没有及时成行。直到1976年11月初离沪前，去市委组织组办手续，田同志郑重告知，中组部有电话催询，有困难也必须克服，赶快上京报到。谈话中他特别叮嘱我：“防震的事还是要重视，千万不能出问题，否则我们对上海就不好交代了。”三十多年前，他跟我那次交谈，话虽不多，但语气和态度之诚恳、亲切，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个时期，许多同志对京津一带地震的情况仍很关切，我熟人中也有个别同志表示有点担心，而我自己却多少有点不以为意，所以文井同志对我的提醒是很必要和有益的。事实上，就在虎坊路期间，我就感觉到不止一次的余震，有时震感轻微，但有一次却相当厉害，门窗玻璃强烈震动，圆柱体的铅笔在写字桌上滴溜溜地滚动。特别使我感到诧异和吃惊的是，地震的声音极大，随着大地剧烈地震颤，我觉得院子外面就像有一个坦克群轰隆轰隆地开过去那样。真没有想到地震的余震，竟然还有如此令人畏惧的巨大声威，当时我算是增长了一点见识。

北京毕竟是首都，1976年我住在虎坊路那段日子，就感到首都人民对国家形势、对政治生活有更多的关心，和外省市相比，他们决不仅仅是表现在更多地传播一些政治传闻而已。北京人当然跟全国各地人民一样，都十分热爱周总理、痛恨“四人帮”，但或许是彼此环境和条件有所不同，首都同胞的感受和表现更为丰富、更为快捷和深切，他们的爱与憎也更为强烈、更为动人，并且更具有行动性。1976年我们在上海时听到周总理去世，内心十分悲痛，对“四人帮”和他们压制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恶行十分愤懑。可是，当1977年1月8日我特意到**广场去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看到的景象让我的心灵获得一次庄严的洗礼，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回到虎坊路住处，夜不能寐，不会写诗的我，也曾写有“去岁在沪闻噩耗，泪迸声吞心如焚”、“人是浪潮花似海，重来广场祭忠魂”之句，重新回味起去年在上海当时的痛苦心情，记述今年此际在**广场亲身实地体会到首都人民再次悼念周总理的动人情景，它是那样的富有震撼力和感染力，我相信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