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2 / 2）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之中，体现在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各个方面。如古代先秦典籍《管子·牧民》中就提出，“国之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于永玉、董玮把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归纳为：“学、问、孝、悌、师、教、言、行、中、庸、仁、义、敦、和、谨、慎、勤、俭、恤、济、贞、节、谦、让、宽、容、刚、毅、睦、贤、善、良、通、达、知、理、清、廉、朴、实、志、道、真、立、忠、诚、公、正、友、爱、同、礼、温、信、尊、敬、恭、恕、责、仪、精、专、博、富、明、智、勇、力、安、全、平、顺、敏、思、积、利、健、率、坚、情、养、群、严、慈、创、新、变、革、争、谏、诲、齐、省、克、竞、求、简、洁、法、律”一百个字；唐海定将其归纳为：热爱祖国、志存高远、好学惜时、尊师重道、诚信、仁爱、中和、明礼、孝悌、勤俭、重知重行、坚毅勇敢、自尊自律、慎始敬终等内容。显示出中华传统美德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道德具有评价、激励、凝聚、调节等功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助于国家治理主体形成优良的道德观，自觉地优化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有助于国家治理客体即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实现与国家治理的同向前进，减少国家治理的阻力，提升国家治理效率；有助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增强当家作主的能力，用科学的道德观评判国家治理主体的行为，监督其进行正确的国家治理；有助于整个社会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一，要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大量的文化典籍，如《道德经》、《南华真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孙子》、《孟子》、《管子》、《墨子》、《太平经》、《史记》、《汉书》、《颜子家训》、《朱子家训》、《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等等，卷帙浩瀚，数不胜数，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如栾传大从历史的视角将其梳理为：三皇五帝时的以德配天、惟德是辅。周代的“三德”：至德（道）、敏德（行）、孝德；“三行”：学孝行以亲父母，学友行以尊贤良，学顺行以事师长；“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管仲的礼、义、廉、耻。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教”：诗、书、礼、乐，文、行、忠、信；“三达德”：智、仁、勇。孟子的“四德”：仁、义、礼、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董仲舒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宋代朱熹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道德实践，如刘邦约法三章、曹操割发自罚、诸葛亮降职自罚、唐太宗下“罪己诏”等。这些丰富的道德资源，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必须认真学习，不断挖掘。

第二，要突出重点。面对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的典籍和繁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转化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必须突出重点。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重点挖掘以下传统美德：

一是讲仁爱。从抽象意义上讲，仁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仁，“亲也”；爱，“惠也”。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家主张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朱熹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今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挖掘仁爱思想道德，重在使国家治理主体树立治理为民的思想道德，以爱民要求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爱民之心提高治理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重民本。从抽象意义上讲，民本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念。这种思想萌芽于夏、商、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其要义是以人民为本。《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尚书》讲：“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民惟邦本，本固君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为本。”等等。出现了姚崇灭蝗惠民、郭子仪心系普通百姓、范仲淹慷慨救民、王安石勤政爱民、宗泽爱民报国、于成龙爱民不畏艰难等为民典范。认真地梳理和学习这些论述和经验，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治理为民的思想观念，保持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守诚信。诚信即诚实守信，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程颢、程颐说：“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出现了孔子不懂不装懂、解阳讲信传君命、程婴舍子救孤、燕昭王以信招才、魏文侯不负山野之约、商鞅立竿变法、韩信报恩等诚信典范。学习这些论述和典范，有助于解决我们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做到以诚治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是崇正义。从抽象意义上讲，正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追求。《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释名·释典艺》说：“仗正道，曰义。”正与义密不可分，合称为正义，意味着公道正直、正确合理。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韩愈说：“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柳宗元说：“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王安石说：“修身絜行，言必由绳墨。”欧阳修说：“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产生了荆轲秉义刺秦王、豫让义酬知遇、鸿门宴樊哙救沛公、司马迁护友遭宫刑、魏胜高举义旗杀敌抗金、于谦秉义固守京城等正义之歌。挖掘这些资源，塑造国家治理主体，有助于维护国家治理的形象，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是尚和合。从抽象意义上讲，和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条件。简单来说，“和”即和谐，“合”即合作，“和合”意味着和谐相处，合作发展。《洪范》讲：“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周太史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国语·郑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管子》讲：“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这些和合思想观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调节器和润滑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的。批判地学习借鉴这些思想观念，有助于我们在和谐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是求大同。从抽象意义上讲，大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元素。大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太平经》提出，人人互爱互助，智者、强者、壮者都包养愚者、弱者、老者。一切智欺愚、强凌弱、壮欺老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康有为提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批判地学习这些思想观念，也有助于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要不断创新。道德是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反映，具有历史性。中华传统道德主要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体现着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既有精华即中华传统美德，也有糟粕。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这些传统道德，不能照搬，只能批判地继承，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同时，中华传统道德的生命力在于与当今的实践相结合，在于不断创新发展。为此，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发展方向，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吸取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