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 诸子百家十二派（1）（1 / 2）

第633章 诸子百家十二派（1）

2018-04-15 作者： 苍穹战狼

第633章 诸子百家十二派（1）

除了墨家有在战国时期的相当庞大的民间武力之外，诸子百家在很多方面而言，都没有忽视自己自身的武艺修炼。

除了极少数著名的诸子百家的首领之外，很多人在战国时期，甚至是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一些杀戮，毕竟这也是乱世的一种体现。

若是将诸子百家在这方面的实力进行对比，那么也可以看出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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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

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

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汉族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这在很大一部分，都是百家争鸣的成果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经周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时期全面上位；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

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

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社会变革时期的一次思想上的大辩论，这次大辩论基本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儒、法两家围绕对待“礼”和“法”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晋大地，从中华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著者李悝，到“礼法并重、邢德并举”的荀况，再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并且提出权力制约理论的韩非，以及吴起、商鞅、慎到等。其法治精神和法治思想共同构成三晋法家文化的精髓，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战国时期，法家主要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6篇。《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在经济上，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但不普及，进入战国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离不开铁工具。《管子》里谈到：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生产工具方面的变革和广泛使用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不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甚至买卖，井田制渐趋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破坏，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行业很多，有铁工、木工、纺织、洗染、刺绣、制陶等。内部分工还很细，有专做鞋、帽、农具、炊具、车子以及专做葬具的。战国时期，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战国、秦朝时期，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

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一个国家的强盛，事实上离不开法家治国方针得到支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