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 所谓郭桓案（下）（1 / 2）

当然，每年的徭役户如果都能身强力壮，脚力甚健，一路上赶赶大车，扛扛麻袋，在驿站白吃白喝，还去趟京师见见世面，谁不愿意去？粮长这时也就没什么特殊的，牵个头而已！中间也不再涉及什么钱不钱的！但是，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往往比老朱的设计要复杂地多。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派得出壮劳力来，比如某户人家虽然在本地下地劳动还可以，但是身体不佳，难耐长途旅行跋涉，一走几个月，万一在外地路上生病甚至死亡怎么办？掏钱雇人吧！好，粮长的好处来了。索性，你们这些土包子，都不行，没出过远门，咱们集体掏钱，集体雇人！

集体雇人就需要花钱，这就是所谓的份子钱，收入就是向大家收份子！份子钱在粮长的聪明才智下，创意越来越多，以显示每收一笔钱，都是花得明明白白！

比如说嘉定县有一个粮长叫做金仲芳的十八项收费：定舡钱、包纳运头米、临运钱、造册钱、车脚钱、使用钱、络麻钱、铁炭钱、申明旗舶钱、修理仓廒钱、点舡钱、馆驿房舍钱、供状户口钱、认役钱、黄粮钱、修墩钱、盐粟钱、出由子钱。

还有一个粮长叫做邾阿仍的十二项收费：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脱夫米，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灯油钱。运黄粮脱夫米，均需钱。棕软篾钱。这种收费方式，特别是在江南苏州一带尤为严重。

所以总的来说。“郭桓案”表面上看是一个“盗卖官粮”的贪污案，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岂止一个贪污问题，而是新生的大明帝国暴露出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总爆发！

朱元璋，依靠自己的铁腕，为治理整顿经济秩序，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一轮“治理整顿”存在着严重不足，甚至存在不少的偏见！

“郭桓案”的爆发。源自于北平省。如果没有北平省，可能全国还在维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面虚假繁荣之中！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突然告发北平省左布政使李彧、提刑按察使赵全德，与大明户部侍郎郭桓、户部主事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吞盗官粮，数目巨大。

洪武十八年，正是魏国公徐达病重即将不治期间，北平重要的官员可是都来了！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作为徐达的大女婿，如何能不关心一下岳父的安危。也请旨来到了南京看望徐达。

恰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却在控告北平方面有重大经济问题！存在一个巨大的贪污集团！当然，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曾经在北平主持大小事务的徐达，和现在正在北平执掌一方事务的朱棣！

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北平左布政使李彧等人。难道这仅仅是反映经济**问题。而不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吗？

李彧是在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被派往北平任左布政使的，当时，徐达也被老朱重新紧急派往北平前线。主要是为了配合傅友德、沐英、蓝玉等向云南梁王的大规模进军！紧急关头，加强北平战备。以防止北元方面在边境制造事端！到洪武十八年二月，李彧算是在岗位上任职三年有余。那么就需要对于洪武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的夏税、秋粮负责！夏税、秋粮向何人收取？

前面说过，洪武四年来自山西的移民在北平省的人口数量达到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而在北平府、保定府、永平府三府更是可达三分之二之多！不收他们的，能收谁的？可是，这些山西移民属于军地双重管理，李彧如果不取得徐达等人的配合，那是根本开展不了工作的！再说，燕王朱棣也是经常要下乡，嘘寒问暖，收买一下民心的！

那么，北平方面存不存在，贪污受贿腐化等经济问题？庞煌认为，还是存在的！否则，不会被人家找到了漏洞！官场上的请客、送礼、白吃白喝，占公家的便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些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现象，北平何能独免！

况且，军方上办这些事，往往来得更为直接！关于军方的纪律问题，早在洪武八年正月二十日，老朱就曾遣使北平，告诫大将军徐达、李文忠等：“将军总兵塞上，偏裨将校日务群饮，虏之情伪未尝知之，纵欲如此，朕何赖焉？如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此岂为将之道？朕今夺其俸禄，冀其立功掩过，如犹不悛，当别遣将代还。都督蓝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将绳之以法，大将军宜详察之。迁民镇修城，非今所宜，况军士疲劳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亿艰难，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计之善也。”

约束军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将，老子哪一个不是立有大功，没有我们，就没有大明帝国的成立！看看，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喝酒喝得醉成烂泥，连军事会议都无法参加，蓝玉这小子二楞子一般，不服管教，最为突出。徐达要管好这般人马，也殊非易事！至于贪污，徐达本人必定不会！首先，徐达人品不错，在战争混乱年代都是无所私取，“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何况是相对和平年代？再说徐达也不缺钱，人家挣得可是魏国公！一年俸禄达四千石！养家糊口花不了这么多，况且几个儿子成人后，都有官职，都有自己的一份俸禄，用不着为他们考虑！家境很好！但北平方面其他人等，就不好说了！难免有所瓜田李下之嫌，这样一来。徐达、朱棣就有领导责任，虽然自己很干净！

负责审查郭桓一案的官员。叫做吴庸，这也是一名老臣子了。曾担任过元河南行省右丞。徐达北伐时，吴庸退保彰德林虑州西北二十余里的“蚁尖寨”，拥兵一万一千六百人、民三千五百二十人，明军数攻不下，但经过审时度势后，吴庸选择了放下武器投降！其后，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浙江金华府知府，这时担任刑部右审刑。官是越做越小。本来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小官，由于郭桓一案，现在显得权大了，厉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大明时代，把大明司法人员的办公地点安排到了南京城外的玄武湖畔，大约是嫌他们晦气！也怕拷问人犯的惨叫声惊扰了南京市民的清梦！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于太平门外，名其所曰贯城。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都察院是监察百官和天下官员、民间疾苦，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现问题。负责弹劾，也负责明冤；刑部就是拿获、拘押、审问人犯，获取人证、物证、口供等证据，并依照《大明律》给出初步判决意见。然后必须转交大理寺复审，发现疑点，防止徇私或者是误判；即便如此。还是怕误杀人犯，于是又增加了一个机构叫审刑司。主管从大理寺转过来的案件进行复审，并终审！以小管大！与军方有关的案件。则先由五军断事官负责，这是为了专业和保密！凡遇大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单位共同会审，这叫“三堂会审”。三法司会审，已经是大案、要案了。但郭桓一案，享受的是“五堂会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全部运转，审刑司终审！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经过吴庸等人的大力追查，牵扯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问题！除了郭桓外，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纷纷被查出严重经济问题，有贪污受贿等严重**行为，人赃俱获，百无抵赖。全国轰动！紧接着，依据口供，顺藤摸瓜，案中案迅速向各省蔓延，主要蔓延方向却不是意想中的北平省，而是京师南京附近的江浙地区。一揭盖子，一幕幕经济丑闻被大白于天下！户部财政出现高达二千四百余万石，相当于现在大明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填补的巨大亏空！怎么有这么大的黑窟窿？

洪武十八年是最多事的一年，徐达病重是一件事，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开始了中断十四年的科举考试，开科取士。

全国等待了十四年的士子们齐聚京师，却又等待来了另外一件最轰动的事情，那就是郭桓案的爆发，前面说过，北方的士子本来和南方的士子有着各方面的矛盾，虽然最后被安抚下去了，但是一听说郭桓案被皇帝昭告天下的消息，立即就像是点着了火药桶一样。

一帮青年莘莘学子，对于反贪污，反**的热情可想而知，口号喊得震天响！坚决抓出北平的大鱼来！虽然，后来的调查结果指向却是他们近在咫尺的应天府、苏州府等地。

江南和北方的士子，在两边互相谩骂，互相指责中，裂痕越来越大。一直搞到京师中动荡起来。

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好硬起了铁碗，借两颗大官的人头平息了这次学潮，一颗是户部侍郎郭桓的，另一颗就是吏部尚书余熂的！郭桓被杀于三月二十八日，余熂被杀于四月初六日，仅仅相隔8天。

户部侍郎郭桓虽然很快被杀，但是，郭桓的死，并没有给郭桓一案划上句号。

“兴王之五府州”是老朱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分别是应天府、镇江府、宁国府、太平府、广德州，都在长江以南。长期以来，五府州负担沉重，无论是粮饷供应，兵员补充，还是民夫差役，百姓苦啊！朱元璋也是念旧的，跟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有感情！遂下令对这些地区不定期实行免征皇粮国税，以修养生息。

实际运行结果呢，洪武十七年的夏税秋粮，五府州真正实现了全免，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到国库。难道当地官田已经没有多少了吗？不是，名下还有几十万亩之多。那么是当地官僚忘记对官田减半征收了吗？不是。他们实际上还是开展了向下面的官田的征收工作。那当年征收的粮食又跑到哪里去了？用于填补历年亏空，再就是上下级官僚得些好处。

而被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将其作弊私分了！这是京师周边。眼鼻子底下的事情。还有稍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揭露出来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一块是原来张士诚的地盘，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当时惯称“浙西四府”，为海内最富，全世界最为肥得流油的地方！明初单独划出建立了新的浙江省以后，所谓的浙西四府却被划在了直隶省，与浙江省无干！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初六，为平衡地方财政。才把直隶原属的嘉兴、湖州二府改隶浙江省管辖。在此之后，把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三地算作是浙西！

洪武十七年，苏州府年交粮二百八十万石，松江府年交粮一百二十万石，常州府年交粮五十万石，三府合计四百五十万石！全国总计则是二千九百四十万石左右。苏州一府，比浙江全省交纳的二百七十五万石还多。但是，郭桓等忙活了一年，只从这三府收上来粮食六十万石。其他的是大明宝钞八十万锭，按时价结算，八十万锭可折合相当于米两百万石。即便这样，也只完成定额任务的六成左右。这样还有一百九十万石的巨大缺口。收不上来呀，怎么办？涂改数字！作为户部负责人的郭桓，受苏州府等地贿钞五十万贯。伙同府县官黄文等人，以及实际办事人员沈原等人涂改数字作弊。将五十万贯各分入已，私吞了。得过且过去了！至于国家的税收大事，还是留给“更加聪明的后任”吧！

给郭桓等人算个帐，看看他们直接私分的五十万贯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而四百五十万石，一百九十万石，二千四百万石又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习惯，宝钞五十贯为一锭，那么五十万贯等于一万锭，而一万锭可买米三万石左右，一石米约合今天一百四十斤，那么就是三百五十万斤。

兵部侍郎王志，经过查案，也被落入法网。王志怎么来钱呢？也是人送的，受贿啊！当时军方上，经常有勾军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家里军方上的亲属突然牺牲了，或者是病故了，这时要求从原籍补充新兵，这叫勾军！可是家里孩子小，或者是因怕死根本就不愿意去，怎么办？送礼吧！王志这个兵部侍郎，也就成了来钱的肥缺！王志这些人怎么处理呢？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啊！找个没钱的，同姓名的，强行勾了去，就把那个送了礼的保下了！兵部侍郎王志的赃款总额是二十二万贯，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审问王志，问：“王志啊！你怎么贪污受贿了这么多？”看看，王志怎么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现在呢？”，回答：“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

为什么在一个刚刚奖励不到二十年的王朝，正在处于朝气蓬勃的大明，竟然会产生如此之多的贪官污吏？建国只有十八年啊！

自胡惟庸垮台以后，朱元璋亲自直接管理国家，头绪太多，需要不少帮手，于是身边增加了不少“给事中”等职位，全是些年轻人，数量有好几十，最高达到八十一人之多，整天围着朱元璋身边转悠！用老朱的话，就是“周旋于朕前，从游于殿庭！”这些人，品级不高，七品，甚至是九品，但是权力不小，全是皇帝的助手和红人啊！

都干些什么？拾遗补阙，给老朱找找文件，翻翻资料；及时记录老朱发表的即兴讲话、发言；编纂老朱正式发表的诏旨题奏；并进行审核校对，防止出现错误；可以对于皇帝提出谏诤；可以评价弹劾百官，监察六部诸司；必要时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各种考试、册封等重大礼仪场合！与监督各地的监察御史同为“言官”，岁数却比人家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