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杀戮前的蒋介石手软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之二（2 / 2）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月12日

政训处的几个秀才还真写出了一份冒着一些热气的文告书，但上海市民读完文告中那么多“一定”后，直骂蒋介石“讲的就是一句空话”，直骂“小日本总归不得好死”！

上海失陷，首都南京即在敌人的眼前。中国的真正苦难由此开始——

“打！支那人以为我们日本军是泥做的，所以他们才如此狂妄地想把我们赶出上海，那是白日做梦！”“支那人”是日本人对我中国人的蔑称。

“对，我们决不收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蒋光头！”

这是日军一批年轻军官们在攻占上海国民政府大楼后，在当晚喝酒时你一句我一句的情景。胜利后的狂欢中，有人举起酒瓶，猛砸战舰的脚板，然后高唱《同期的樱花》——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花开自有花落时

就让我们为了国家壮丽地飘落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兄弟深情使我们血肉相连

共同的气息让我们无法分离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抬头仰望南方晚霞似锦的天空

有一架战机没能返航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校的庭院

誓言共死的一天还没来到

为何就提前凋谢离散

不能不说日本旧军歌在鼓舞士气上颇有杀伤力，尤其是对那些年轻军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它绽放时有种冷艳之美、寒光之秀。日本兵将自己的生命比作樱花，外人觉得有些不可想象，他们的武士精神也很吓人，失败了、受辱后就得剖腹自尽，这种传统在日本军人之中极为盛行。我以前不懂也搞不明白，在写作此书时，正好看到一部叫《最后的武士》的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军人欧格仁上尉被日本武士部落的人俘虏后所经历的故事。在武士部落里，武士领袖胜元大臣把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告诉了欧格仁：武士道精神就像樱花一样，每吸一口气、每凋谢一次，就是生命的一种醒悟。失败对武士来说必须具有耻辱感，有耻辱感就该自尽，自尽和被敌人杀死都是一种耻辱，战死在战场是很光荣的事。这便是武士道的信念。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武士道便成了效忠天皇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侵略工具。

侵华日军的年轻军官们在1937年11月13日这一夜，借着胜利的狂喜和上海外滩优美如画的景色，纵情地抒怀着自己作为天皇的帝国军人的那份武士道精神，他们或挥着战刀，或举着酒瓶，歇斯底里地高喊着“占领南京”的口号，目中无人，举枪就射，仿佛明天天亮时，他们便能看到太阳旗升起在紫金山上。

实际上，刚开始日军并没有制定攻打中国首都——南京的计划。淞沪大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兵力消耗极大的日本军部迅速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在杭州湾登陆的第10军团司令柳川平助发出命令：“扫荡上海附近之敌，战线在苏州、嘉兴以东。”其意显然是想喘口气，等待时机再“重惩中国”。然而，远离本土、刚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平助部的第10军团居然拒绝了这道命令。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狂热的日本青年军官认为：刚踏上中国国土即停止作战是件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事。于是11月15日，柳川平助撇开派遣司令松井石根，独自临时召开军团扩大会议，允许中队长一级的下级指挥官破例参加会议。会上，一些年轻军官提议：不要去管松井石根这个退役老兵的话了，我们第10军团独自向南京方向挺进。

“此机不择，再等何时？”

“对，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我们到南京后再向本部报告也不迟！”

年轻军官们挥动着战刀，在柳川平助面前怂恿和宣誓道。

“哟西——向南京前进！”一片战刀的寒光下，柳川平助的眼珠贼亮。

就这样，一个疯狂而冒险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原本作为配合松井石根的第10军团，现在变成了独自长途奔袭南京的主力，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无法给予他们战斗保障，然而被“荣誉”和武士道精神塞满头脑的第10军将士们，将这些困难变成了另一种战斗动力：“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毫无疑问，此时的柳川军团，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亡命之师。亡命之师何等可怕！

战刀已出鞘，血腥怎可掩？

在第10军团疯狂进军南京的5天后，也就是11月20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柳川军团已扑向南京后大为意外，立即命令停止行动，但柳川毫不理睬。

“大将军，柳川军团已经向南京进发，他们是想抢在我们前面去摘战果给天皇，我们不能让这等好事独给柳川！”获悉“友军”第10军已向南京进军的消息后，上海日军主力的派遣部队的高级军官每天都在向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出请求，要求尽快抢在柳川部队之前进攻南京。

其实，身为日内阁大本营派遣上海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比谁都早知柳川部队的动向，只是这只狐狸一直在忖量着到底发不发兵南京。了解松井石根的人，知道这是他的一向作风，而松井石根自己更清楚，眼下日本国天皇和参谋本部对华方针还处酝酿之中，淞沪大战后到底下一步方向往何处走还不清晰时，他身为日军在中国华中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自然需要三思而后行。

这里必须让读者对松井石根作一些深入的了解，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统帅和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而处绞刑的甲级战犯。这人在日军与我军开战前几天才重新复出军队并被天皇任命为“日本上海派遣总司令官”，当时59岁，瘦小老头儿一个，却是个标准的“中国通”。出生于1878年日本爱知县的松井石根，是旧名古屋藩士、著名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其先祖曾是日本国的名将。松井石根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同期成绩第一。他与中国关系甚密，早年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孙中山在日本时，松井石根给予了很多支持。可以这么说，民国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很多都与此人有过甚密交往，连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大对手蒋介石，松井石根也没有少帮助过——蒋在日本留学时，据说曾有两年时间是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可见这对“老对手”还是关系相当的难兄难弟。1915年，松井石根就出任日在上海驻军的武官。1922年调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次年晋升为陆军少将，5年后成了日军中将。1933年，松井石根任台湾驻军司令官，同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因为日军内部的矛盾等原因，1934年8月，松井石根退出军界，转而在政界活动。

退出军界的松井石根，巧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成立的“满洲国”尚不被国际所承认时。日本政府对此在外交上很伤脑筋，于是松井石根自告奋勇向首相提出自己与中国当局关系密切，可以想法让中国政府自己认可“满洲国”为“既成事实”，这样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不就可以很体面地让国际社会承认嘛！日本政府的算盘这么打，所以松井石根这位“中国通”的老将军也便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初，松井石根以私人身份开始了长达数月在中国的游说，且与蒋介石有过深谈。老蒋当时因日本一再地侵犯中国领土并不断挑起事端弄得里外不是人，故而也没有给“老朋友”松井石根多少面子，尤其在让他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老蒋涨红了脸，对松井石根说：“你让我承认‘满洲国’，就等于允许外人扒我祖坟，也等于吾人自己打自己耳光！‘九一八’事变时，我已经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了，你们把我的东北三省吃掉了，我痛得牙根常常‘嘎嘎响’，还要常常被共产党等人骂作‘不抵抗’的卖国贼。你说，你换成我，你能承认这样的‘满洲国’吗？”蒋介石如此“掏心窝”地跟旧友一番直截了当的话语，让松井石根一下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无法完成了。在离开南京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其实蒋是十分清楚地告诉了这位日本说客的，只是松井石根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大失颜面而已，他原本以为凭他与中国各界要人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其承认或至少在国际场合不怎么反对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然而中国的“老朋友”没有给这位日本说客一点面子，这让自认为是“中国革命之友人”的松井石根很下不了台。“忘恩负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国的路途上，松井石根连连发表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大意是：中国民国政府的现任当政者，已经把他和日本当年曾经如何扶持孙中山等闹革命给彻底地忘了，既然如此，这个与吾等“不友好”的政府和国家，早晚会受到惩罚，以便让他们清醒。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之势已迫在眉睫，而淞沪大战打响后，日本当局迅速作出要派一名中国通的大员出任前方总司令。松井石根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又被内阁召回到军界，出任日军上海派遣部队司令官，率第3、11两个师团，以支援原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一位退役老将军担当此任，是有其考虑的：一旦在上海引发战事，国际社会必产生强烈反弹，尤其可能引起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出兵，这样日本的“大东亚”计划将彻底毁灭。这是日本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上海这块肉既必须拿下，又不能惹怒“老毛子”（苏联人）及国际社会——日本政府的棋子是这样下的。

“此番既去之，无论如何是要打到南京去的！”日本政府当初正在考虑不想惹苏联兵，因此大本营给松井石根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样的军令显然是对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作出限制，具体限制是给派遣军划明了“上海周围”之线便是苏州——嘉兴范围的战略限制线。但松井石根在东京出发前上火车的那一刻，同前来送行的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说了上面这句话，令首相和在场的日本要员暗暗吃惊，尤其是外交人士对他悄声劝语：老将军，你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哼，中国的事我比你们都清楚。松井石根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劝他的人。

松井石根确实对中国的事和中国的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淞沪大战的三个月，中国军队虽有勇却仍然不敌对手，尤其是后期阶段，可谓兵败如山倒。因此松井石根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领导这个国家、指挥中国军队，我大日本便能无往而不胜！

“汗了戎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当听说新登岸参战的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时，松井石根这几天一直在盘算到底出兵否，最后他在吟咏自己出征前写的这首“自勉诗”时，断然决定：“占领敌国首都，迫使中国屈服。”

作为军人，在异国打仗，还有什么比占领敌国的首都更“至高无上的荣誉”吗？从军40余年的松井石根，自知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作为军人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机会了，故而最终他下了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

既然前线将士志在必得，参谋本部有何阻挡理由？日本最高统帅部迅速调整决策，批准了松井石根的请求，并任命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则任日“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统领上海派遣军和柳川的第10军团等所有进攻南京的日军。朝香宫鸠彦王其实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因为他与天皇是亲戚，所以在战后清算战争罪行时他逃过一劫，活了93岁。日本王室和与王室沾亲者不被追究战争罪行，是东京大审判的一大缺陷，也给战后的日本在今天有那么多右翼势力叫嚣军国主义复兴提供了土壤。这是后话。

日本大本营根据松井石根等前线将士的报告，为全面进攻南京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组成了分别有朝香宫鸠彦王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团”与柳川平助率领的第10军团各四个师团，他们是：

朝香宫鸠彦王所属的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3师团（师团长获洲立兵）和10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

柳川平助所属的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第18师团（师团长牛岛贞雄）和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

这两支军团中，中岛今朝吾和谷寿夫率领的日军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部队，也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王牌军。

进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约8万余人，还有数十艘军舰。

我们再来看当时“淞沪战役”之后的中国局势——

这时的1937年距年末仅有一个多月。大好河山连连失手，平津之役大败，上海又失，中国几个最好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让日军占据。在进攻南京计划获得大本营的批准后，侵华日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虎狼的血口已张，我首都南京危矣！危矣！

这个危非一般之危，因为从上海到南京，走火车仅两个小时；走水路，如顺水而行，也就两天之程，逆舟而行，一周时间也可抵达。即使步行，最多也就十几天时间。更何况，从上海到南京，除水路外，皆为一马平川，若有铁骑战车，不用一天，便可直抵紫金山。

一国之都，岂能如此轻易让敌国军队得手？然而面对松井石根、柳川这样的虎狼，我等有何力挽狂澜之势？

现在，攻打南京的是“恩师”和“中国通”，守在南京准备决战日本军的偏偏是“恩师”的朋友与学生辈的“日本通”：松井石根和蒋介石之间的这场“知恩报怨”的中日大战，一开始就非常有戏剧性——当然是场悲剧，这场悲剧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依然各自不依不饶地死咬着、斗争着。当然，罪在日本。

欲给当年的“学生”朋友致命一击的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因为想夺得生命中最后一次“至高无上的荣誉”，故而根本没有将对手蒋介石放在眼里。“鄙人以状元的成绩毕业于大日本军校时，他小蒋还在母亲的奶头上吮乳呢！”挥刀向南京出征的路上，松井石根心头这么想着。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日本火车上连怎样下站都不知道的“中国乡巴佬”了，现在他是堂堂中国元首、数百万中国军队最高统帅，他岂能容区区岛国的“倭寇”在自己头上拉屎！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是蒋介石在23岁时从日本振武军校毕业时给表弟单维则写的一首诗。有道是“诗言志”也，蒋介石年轻时虽崇拜日本，同时也非常痛恨日本看不起中国的蛮横行径。

早在1907年，蒋介石在清朝政府办的保定通国陆军学校速成班学习时，有过一件事。一天，一位日籍军医在讲微生物时，一边指着摆在讲桌上的一块泥土，一边说：“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微生虫。”这位日本军医继而说：“这可以拿中国来比喻，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地里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突然，课堂上，有位年轻学生冲到教桌前，“啪啪”几下将那块泥团分成八块，转而怒发冲冠地责问道，“日本的人口是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吗？”“你你！你大胆！”这位日本军医的脸涨得如猪肝一样，中国学生哄堂大笑。在当时，有谁敢跟日本教员顶撞，是要开除学籍的，但后来学校校长一调查，认为这位学生是出于爱国之心，所以便大事化小了结了。而这事让这个学生出了名，他便是蒋介石。

当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多数是负面的，其实在整个抗战期间，蒋是中国的领袖、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代表国家形象，成与败，荣与辱，皆与他有关。我们客观地了解蒋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决战中的表现，也应算是一种唯物主义和公正的民族史观。

如果说蒋介石一直不想抵抗日本侵略，或者畏惧日本，那是不公允的。在日本数年的军校生涯和在福田野炮兵第19联队见习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对日本军队是比较熟悉的，那种严明的纪律、细致的管理模式、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意志和刻苦训练及精良的装备等，都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居于此，“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从内心深处已经真正意识到：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曾经的“学生”留面子了，“我吞河山之心必然”已成日本国的基本国策。可怜我一团散沙，各路军阀互不相让、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一直困扰着他的“卫国布局”。他心头还有一着棋是期待北边的斯大林和大洋彼岸的罗斯福两位强国元首支持。蒋是个好面子的人，美国方面他让自己的女人宋美龄出面，斯大林那边则有自己的儿子在周旋，当然除此还有给这两个大国实惠的地方：美国人爱做生意，那么我让给你巨大的中国市场；苏联人早死盯着外蒙古的大片土地，虽老蒋对祖宗留下的大片草原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可假如江山没了、总裁的宝座没了，那面子还有啥用？

年初始的蒋介石，本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一点儿元气，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家局面尚处维持现状之势时，他日本人又闹出个“卢沟桥事件”。蒋介石能不火冒三丈吗？

“倭寇犯我中华之贼心不死，吾当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的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也已有所准备，且这种准备从某种程度上讲算得上是“周密”和“提前”的。考虑到中国内战频发多年、国内人心涣散、军阀各自为阵的实际，蒋介石了解日本，故在与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前的两三年里，便暗里备战。其中之一是聘用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其二是派他的浙江老乡翁文灏主抓从德国进口军火装备。

据国民资料显示，1937年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不下2亿马克，其中军火装备占多数，蒋介石确实装备了一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战役里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致使日本兵大伤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里，重视与德国之间的军事与贸易方面的关系，所以中国特别是首都南京在抗战前夕出现了一大批德国人，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拉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是后话。

我们来说说德国军事顾问。

抗战前后，在蒋介石身边有几个重要的德国军事顾问，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尔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此人为中国抗战立下巨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诱敌深入”的战术就是出于法尔肯豪森的主意。更可贵的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位德国军人曾直面批评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抵抗政策，并多次警告蒋“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还有一点更值得肯定：法尔肯豪森虽为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却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1938年不得不回国后不愿忠心服务于希特勒，结果受到盖世太保的长期怀疑和监视。二战后，法尔肯豪森出任中德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在柏林去世，终年88岁。

法尔肯豪森是位职业军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他曾到过中国，后在德驻日大使馆任武官，是位通晓东方语言的军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尔肯豪森当了德国步兵学校校长。1933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尤其是像法尔肯豪森这样的职业军人，又有军校校长的经历，加上对中日文化和军事的熟悉，故法尔肯豪森一方面让蒋介石国民政府出钱装备先进的德国军事武器，另一方面更多精力放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布置对抗日本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上。蒋的军队在法尔肯豪森等一批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影响下，确实得到了整顿，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为了抵抗日本日益剧增的吞华野心，法尔肯豪森在1934年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拿出一个保卫南京的军事计划。蒋对这位顾问的话是听进去的，并马上责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初步方案。这年8月17日，法尔肯豪森看了谷正伦的方案后，作了充分肯定。也正是因为有了法尔肯豪森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防守计划》。

这个计划从“敌情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在“指导要领”中指出：“一、对敌舰之炮击，须以轻重游动炮兵之主力配于长江南岸，以一部配于北岸，与各炮台协同，由炮兵队长统一指挥，出敌舰不意，集中炮火而夹击之。游动炮兵之战斗尤须着眼于补救炮台射程之不及而适宜配置之为要。二、对敌陆战队上陆之袭击，须以各炮台及游动炮兵努力击灭当前之敌舰，以破坏敌军上陆之根据。同时以必要之兵力守备城区各要地，并掩护各炮台另以强有力之兵力攻击已上陆之敌，压迫之于江中而歼灭之。三、对敌机空中之袭击，须将所有防空部队由防空指挥官统辖之，应于各要点设对空警报机关，以早探知敌机之行动，一接敌机接近之警报，即以防空飞行队驱逐敌机于都市上空之外。高射炮及高射机关枪充分准备，俟敌机一入射界即迅速击灭之。四、对诸兵连合之敌，须以警备区之预备队或集中野战军以击攘之，并须于距南京较远之线努力抵抗敌军之前进。无论敌由京沪路或京杭国道或江北地区前进，均须利用地形，以一部任正面防御，以主力攻击之侧背为要。五、若战争期内能封锁长江，且长江上游、南京、汉口、重庆间无敌舰时，则游动炮兵与守备队之一部自可转用于他处。六、一般之备战要领。（1）战衅将起时，南京警备区域即宣布戒严。（2）规定江宁区要塞驻京军队及宪兵警察之备战准备及任务。（3）决定警备区是否隶属于野战军或仍是独立防御。（4）决定以何种部队为警备区预备队，何种飞行队配属于警备区。”

从这份《防守计划》上看，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表面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然尽是竹竿之物，别说敌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也抵挡不住呀！难怪守城军兵直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狗肺。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一片。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尔肯豪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目中早已有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法向国人交待，更有损“国体”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从7月11日至8月1日的22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22次军事汇报会，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和战略上的失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眼睁睁地看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在最后几次军事汇报会上已经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题。可是，疯狂和野蛮的日军并没有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时间，一步更比一步紧地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南京进犯。

月12日，上海失守，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抗战大计，并推荐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老蒋说，现在都啥时间了，搞那么多名目有何实用？别再给我按个大元帅名堂了！有最高统帅部便是。

也是。同僚们表示赞同。于是除了蒋之外，最高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之。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钉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88页）可悲矣，抗战大策才制定三个月，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南京危矣！危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