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和邦额《夜谭随录》考析（1 / 2）

2和邦额《夜谭随录》考析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2和邦额《夜谭随录》考析

其实，这些本子的《自序》落款都有疑问，进步书局本作假无疑，姑且不论。Www.Pinwenba.Com 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到的“《夜谭随录》十二卷(亦五十六年序)”，即辛亥本，亦不可靠。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卷前有作者的一段话，交代《如是我闻》创作的缘由，下面落款：“辛亥七月二十一日题”。《夜谭随录》倘若成书于辛亥夏六月，则比《如是我闻》早一个月左右。但《如是我闻》卷一第四则故事中纪昀自云：

偶阅近人《夜谭丛(随)录》，见所载旱魃一事、狐避劫二事，因记所疑，俟格物穷理者详之。

“旱魃”、“狐避劫”的故事，分别见载于《夜谭随录》卷六的《尸变》和卷二的《阿》。如果两书皆作序后才刻印的话，那纪昀题记时也许《夜谭随录》尚未竣工，他从何处读到？倘若两书皆刻成后作序，《夜谭随录》问世后不到一个月，纪昀撰写并刻成《如是我闻》，即便现在的印刷条件，恐怕也难完成。因之，纪昀偶阅《夜谭丛(随)录》，刻印问世肯定要早于辛亥夏六月，换句话说，《夜谭随录》第一次刻印，决不是辛亥夏六月，而据以推断和邦额的出生年月，是不可靠的。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载的“乾隆乙酉本衙刻本”，笔者未见，但是可以推断，若非著录、排印者失误，则是刻书人假托。因为，乙酉乃乾隆三十年。《夜谭随录》卷十一《市煤人》开端云：“癸巳仲夏，过访宗室双丰将军，立谈廊下。”癸巳，乾隆三十八年，想来三十年刻成的书，不可能记载三十八年的事。若说是康熙癸巳的话，那据序推算，和邦额则还未出生。

己酉本的落款是否可靠呢？己酉，乾隆五十四年，上推四十四年即乾隆十年。《夜谭随录》卷一《香云》篇末云：

予于乾隆庚午岁，从先祖父自三秦入七闽，路经武昌，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饮食之，俾各述见闻离奇怪诞。舟人共举此事，争说纷纭……。

庚午，乾隆十五年。假如和邦额生于乾隆十年，那庚午年才五岁。五岁的孩子“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饮食之”，似不符合常情。况且卷九《宋秀才》篇作者云：“予少游湟中，临青海……。”也说明在青海、陕西时，作者已是少年了。因而，己酉本的落款也难相信。

其实，和邦额卒年待考，生年当为乾隆元年(1736)。去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夜谭随录》清乾隆己亥本衙刻本可以为证。该本卷首《自序》落款“乾隆己亥夏六月”。己亥，乾隆四十四年，据以上推四十四年，即乾隆元年。这一推断，还可从《夜谭随录》中得到证实。上引《香云》篇云作者于乾隆庚午(十五年)岁随其祖父由陕西南下。《宋秀才》篇又云“予少游湟中”，那么作者在青海、陕西时年几何呢！检索卷八《请仙》篇，作者云：

予生四十年矣，曷曾未一目睹也。惟忆从先君子随宦于宜君时，先大父摄篆乌兰，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适县君张公荐一戏术人来。……予时年十四，至今记之了了。

由此可见，和邦额十四岁前曾在宜君(今陕西省宜君县)生活，换言之，南下时作者至少已十四岁了。考虑到当时其祖父还“摄篆乌兰”(今青海省乌蔺县)，因而南下很可能就在次年。这样，乾隆十五年(庚午)，即和邦额十五岁时“自三秦入七闽”，则与据己亥《自序》落款推算的生年恰可印证。

和邦额的祖父和明，号诚斋(《靳总兵》篇后作者好友恩茂先批云：“和霁园言其祖诚斋公明镇武威时”可证)。乾隆初期，曾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宜君、乌兰等任总兵之类的军职。和邦额的少年时代就在甘、陕、青一带度过。十五岁时祖父调迁福建，合家遂自西北来到东南。不久祖父病故，和邦额“从家君扶榇自闽入都”(《来存》)。到北京后，便入咸安宫官学。

清代雍正年间，宫中始设宗室左右翼各学和八旗官学。宗学属王公等专管，入学者为宗室子弟。官学则分三等，首推咸安官学，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方能入学。其次景山官学，学员多为内务府子弟。再次八旗官学，择本旗满州蒙古汉军的子弟补充。和邦额入咸安官学，当属八旗子弟之佼佼者。咸安官学在西华门内，由翰林官教汉书，满人教习教骑射和满文。学满五年，经过考试，成绩优异者授七八品的“笔帖式”——衙署中掌理翻译汉满章奏文书的官员。由于官学体制周备，条件优渥，学员“月有帑糈，不计岁月，俟入仕后，始除其籍”，而教习“惟图博其进身之阶，不复用心课艺”(昭梿《啸亭杂录》卷九)。所以，不少子弟挂名其间，不思读课。和邦额入学时，咸安官学已形同虚设，惟“期满时例报成就学生若干而已”(《清史稿·选举志》)。从卷六《夜星子》中可知，作者在咸安寓时，常与同学以谈鬼说狐为乐。学年满期后，和邦额曾经出任县令，《夜谭随录》即在其任职时刻成。其卒当在乾嘉年间。

二《夜谭随录》的版本较为杂乱。过去论者曾将它分为足本与非足本两大系统。上海梁溪图书馆民国十二年出版的《夜谭随录》，前有沈子英《序》云：

这书坊间通行的虽有好几种本子。大概而论，也只分为“足本”与“非足本”二种。自称为“足本”的版本，多着葵园主人兰岩的评，有的还有眉批……一种就是现在我们所根据的本子，也没有评，也没有批，卷首的序是成于乾隆年间的。这本便是被人指为“非足本”的，却就是原本了。

沈子英恰恰把话说反了。《夜谭随录》的“足本”，共一百四十一篇。作者生前已有衙刻本行世。在成书过程中，作者和其好友恩茂先在某些篇章后加有评语或附语，首刻时并有“葵园主人兰岩氏评阅”的批语。尔后在翻刻时不断增入福霁堂、季斋鱼等人的回末评语和无名氏的眉批。己酉本衙刻本、同治丁卯成都刻本、光绪丙子爱日堂刻本均属己亥本系统。民国二年上海进步书局据“足本”排印，删去眉批，保存了回末评语，将原来十二卷改为四卷本，后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由于排印者十分马虎，该本脱漏竟达几十处。将己亥本与之对校，便可发现一条规律：脱漏多为上下行相同字词之间的一段话，有的甚至是隔三行四行相同字词之间的整段文字。而上海商务印书馆平装铅印本及最近岳麓书社本，皆本之于进步书局本。两本虽然订正了一些文字上的讹误，但脱漏部分却未补上。尽管如此，这些本子基本上还保留了己亥本的原貌。

“非足本”共一百四十篇，遗漏卷四的《红衣妇人》一篇，且刊落极大部分的批语，并对原书进行了删改润饰。如光绪丁亥(1887)年鸿宝斋石印本，其“凡例”公开云：

一、 原书笔墨繁冗，兼好滥用经传旧调，阅之令人作呕。删润之，庶爽心快目。

一、 斋评语，多无意味，惟《娄芳华》评笔致迥异凡庸，为是书之冠，特为录之。余择其有关规劝者，亦删润之，存其一二。

一、 兰岩评语及眉批、旁批，庸劣殊甚，一例删之，较为清净。

这一本子有些进步书局本脱漏的文字却保留了，但亦有刻者擅自改坏之处。其后，育文书局石印本(1913年)、广益书局石印本(1915年)、梁溪图书馆沈子英序本(1923年)、会文堂新记书局石印本(1931年)、大达图书馆朱惟公序本(1933年)等皆属“非足本”系统。由于“足本”几经翻刻，文字时见讹误，批语紊乱，且又被刊落不少文字，而“非足本”经过删润，文字讹误较少，且少有脱漏，因之，沈子英未辨一百四十篇和一百四十一篇之差，亦未清理版本流变的头绪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与版本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夜谭随录》中不少故事同时见于其他小说，这就引起了对著作权的争议。《夜谭随录》有些故事被《阅微草堂笔记》采用，纪昀已公开说明，可以不论。袁枚《子不语》(又名《新齐谐》)、《续子不语》中竟有十五篇与《夜谭随录》内容相近的作品，对此却有争议。鲁迅说：“满州和邦额作《夜谭随录》十二卷(亦五十六年序)，颇借材他书(如《终觭角》、《夜星子》、《疡医》)，皆本《新齐谐》，不尽己出。”(《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有的同志便根据鲁迅的话遽下结论：《夜谭随录》的“一些篇章系抄自袁枚的《新齐谐》”(温祖荫《鲁迅论中外小说》)。1985年岳麓书社版《夜谭随录》“出版说明”亦引用鲁迅的话，以表赞同。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子不语》，申孟、甘林在《前言》中说：“《子不语》成书似早于《夜谭随录》”，“如果是袁枚录自和邦额所作，则亦应如录《阅微草堂笔记》一样，集中于一卷中”，因而觉得鲁迅的话有道理。但又认为：“《夜谭随录》的《怪风》、《莹火》故事来源和叙事较之《子不语》均显得凿凿有据。因此，二书互见者，原作者是谁，似尚难定论。”这说明他们已发现了疑点，只是未能作进一步的考察。

我认为，不是和邦额借材于《新齐谐》，而是袁枚摘抄了《夜谭随录》。